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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,重庆市首席专家(经济学),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创建院长,经济学教授,著名华裔经济学家,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特聘讲座教授,全英中国专业团体联和会副主席,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经济顾问, 到过20个亚非欧国家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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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新常态”下发展与挑战   

2016-02-18 13:28:5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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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“新常态”下发展与挑战

 姚树洁[1], 刘畅,欧璟华

 简要: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,从2012年开始,受到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和压力的影响,GDP增长速度开始放慢。在新时期下,经济结构调整,GDP增长速度和质量并重,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,将成为未来五年,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“新常态”。本文回顾中国近40年经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,表述经济社会发展“新常态”的内涵,提出“新常态”下中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,为今后时期进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轨道,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战略。

中国经济发展成就

中国经济改革走过了37年的路程,其发展速度和成就,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。人均GDP从不到200美元,上升到8000美元;从一个绝对贫困的国家,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第一大出口国、贸易国和制造国(乔根-兰德斯,2012年;Yao and Liu, 2012年)。

与中国同样有着长时期、连续不断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不少,包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,以及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,它们都有过同样辉煌的发展历程。同时,亚洲“四小龙”,日本等国家和地区,都已经进入了世界发达经济体的行列。尤其是新加坡,人均GDP已经超过了美国、日本和许多西欧国家。

也就是说,仅仅从经济的发展速度、持续时间和人均水平来看,中国不是唯一的发展奇迹。然而,中国是世界到目前为止的人口最大国,其历史漫长而复杂,地区差别巨大,能够这样长时间不间断的发展,却是世界唯一的。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,亚洲四小龙总人口的16倍。按人均收入计算,中国每增长一个百分点,其对世界的影响力,就等同于日本要增长十个百分点,“四小龙”增长十六个百分点(Lei and Yao, 2009年)。

1978年以前,如果按照现在的贫困标准计算,中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90%,而现在的贫困率已经小于10%。在消灭贫困人口的贡献方面,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是最大的。30多年前,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不到1%,而现在的份额已经超过11%。同期,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,从原来的32%,下降到现在的18%。美国占全球经济比重的下降份额,绝大部分被中国所取代,因而形成目前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双巨头的局面。

可以预料,到21世纪中叶,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,可以达到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左右。那时,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,不仅是世界的第一位,而且将是美国的两倍。这样的发展方向,与习近平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相吻合。也就是说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,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,而且是世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。

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,可以归纳为三个触发点,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促使农业翻天覆地的变化,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业物资基础;外资流入和出口拉动促使中国技术急速升级和对外开放;加入世贸组织促使中国充分挖掘国际分工的最大潜能。改革成功的秘籍可以归纳为16个字,务实探索,循序渐进,从易到难,以点带面。而经济发展成功可以归纳为四大要素,那就是政府的开明政策,人民的勤奋和节俭,科技教育的大力投入,以及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并举的发展策略。

经济“新常态”的国际及国内背景

国际背景

2007年,美国的“两房”债务危机引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。经过7年多的挣扎,美国是第一个从危机的“泥潭”中慢慢走出来的国家,“适度”的量化宽松、科技的创新和制造业的重振使美国取得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。

在欧元区,由于欧元设计的先天不足,使欧洲央行的许多宏观调控措施很难达到预期效果。欧元区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,并且各国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实力存在严重的异质性, 高负债的国家对整个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形成拖累,由原来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债务危机,使有些国家原本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。

日本经济熊市不改,人口老龄化、创新动力不足和资源的匮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。安倍上台后,对日本经济低迷采取了三项措施,货币宽松,加大政府支出,剌激私人投资。但是,日本2013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1.0%,环比增长仅为0.3%,大大低于此前预期的3%至4%的水平。其中,2013年第四季度的个人消费仅增长0.5%,出口增长仅为0.4%,日本央行每月向市场投入近8万亿日元资金,造成流动性严重过剩。

受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的影响,许多原来靠资源出口推进经济发展的新兴经济体,包括俄国、南非和巴西的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,本国货币严重贬值,它们都在忍受着经济调整的激烈痛苦。

国内经济形势背景

经历了30多年近两位数连续不间断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,从2012年开始,中国经济增长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。到2014年,增长速度下降至7.4%,为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。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进一步下调至7%。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急速下降,甚至出现短期的负增长。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也大幅度下滑。

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面对“三期叠加”所造成的困难和挑战。经济增长速度处于换档期,面对前期快速增长所形成的过剩产能消化期,以及从中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期。另外,过去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,导致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攀升,污染严重,人民币升值,腐败严重,收入分配不公,减少贫困和城乡一体化进展缓慢,这些都是目前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(蔡昉、都阳,2011年;Lewis, W.Arthur, 1954年)。

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明显的激发点。先期的外资流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作用,已经大大减弱。因此,下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,就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增长拉力,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,并维持稳定的、中高水平的增长速度。

经济“新常态”下的发展与挑战

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

世界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中国的GDP 增长率,同时逼迫其增长方式的转变。GDP由过去片面追求数量的模式,转变为数量与质量并举的模式。片面追求速度,导致生态环境破坏、土地资源浪费、农民利益直接受损、和大量过剩的产能(Grossman, G.M.; and Krueger, A.B., 1994年;杰弗里-萨克斯,2014年;Yao, Wu and Chen, 2013年)。

党的18大以后,经济发展策略产生了明显的转变。习近平提出经济要发展,也要保住国家的青山绿水,要让老百姓记得住“乡愁“。发展经济,要与保护环境,节约资源结合起来,这是对地方政府的一大挑战。告别对GDP增长速度的过度崇拜,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再唯GDP论英雄,而是以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作为主要考量指标(金碚,2015年;李扬、张晓晶,2014年)。

此外,欧美国家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急速下降。中国经济中投资、消费和出口“三驾马车”二升一降。出口占比下降,既有国内自身的原因,又有国际因素的影响。在国内,原来出口型的企业多以低端制造业为主,产口附加值低,加上劳动力和资源价格飙升,人民币持续升值,极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(孙晓雷、何溪,2015年;姚树洁等,2014年)。

全球经济不景气,欧洲出现通缩,购买力下降,美国制造业回流,等等,这些因素都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此外,以前大多数行业是粗放式发展,所以高能耗、高污染、资源型的产业占主导。就拿钢铁行业来说,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的50%,可是特种钢、优质钢占比很小。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,钢铁价格大幅度缩水,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面对着关停并转的巨大压力。

应对能源效率低下与环境污染

近几年,我们所看到的、听到的,就是国内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但是,生活的环境却是每况愈下。许多朋友刚从国内回到英国的第一句话就是,“国内的污染太严重了,交通状况太恶劣了”。有的朋友说,“全世界最大的距离,莫过于你和我同住北京的五环路。因为从五环的一边,走到五环的另一边,就可能花上半天的时间”。

为了改变这种高增长带来的拥堵与污染,中国就必须扭转经济结构,实现高质量的GDP增长。发展农业,深化农村建设,发展服务行业,改善制造业的生产环境,提高劳动生产率,这些都是“修炼内功”的举措。结构转型,就是修炼内功,用最低的环境污染为代价,换取最大的GDP产出。通过技术创新,提高制造业的劳动与材料的生产率,从而把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服务行业中去,才能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(Yao and Herrerias, 2014年)。

应对腐败、贫困与两极分化

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,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腐败并不是中国人、中国官员的专利。西方发达国家的腐败也到处可见。只不过,在法律比较健全的发达经济体,腐败的成本极高,因而,大多数官员不会随便腐败。另外,文化和文明的进步,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,社会福利的全民化,使得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完全没有行贿和买官的意识。

中国社会腐败严重有三大致命因素。首先,官员素质相对低下,体制的管控效率差;其次,社会服务资源稀缺、就业压力大,导致老百姓行贿与买官的行为无处不在;最后,国家垄断程度高,官员权力比其他国家大得多,因而,腐败的机会也就多得多。

上面的三个腐败因素加起来,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:商人拿钱贿赂官员、官员推动项目上马、老百姓干活拿低工资。所以,当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、就业不太困难时,老百姓基本能够安居乐业。然而此时,商人和少数官员都能赚个盆满钵满,导致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(Yao, 2005年)。

两极分化是贫困难以消除的主要因素。30多年的经济发展,尽管人均GDP提高了数十倍,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还有一亿以上。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西蒙-库兹涅兹的倒“U”型理论(Kuznets, S. 1955年),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,如果不努力去提高社会公平和公义,不消灭贫困,不消灭城乡差别,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,就必然要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。

近来学界与政界都在讨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,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,不能有效控制收入两极分化和消除贫困,导致政治不稳定,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,最终出现经济停滞或徘徊不前的一种状态。

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,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,当前中国人均GDP 刚好处于中等收入状态。在这个阶段里,一些国家成功地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。欧美自不必说,国际上公认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日本和“亚洲四小龙”,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,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。

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,1984年突破1万美元。韩国人均GDP于1987年超过3000美元,1995年突破1万美元。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,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,韩国则用了8年。

但是,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还不能自拔。亚洲的菲律宾、泰国,南美洲的巴西、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“陷阱”里苦苦挣扎。

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GDP为671美元,2006年仍停留在 1123美元,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,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。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,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别,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为1812美元,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(安格拉-麦迪森,2008年;Yao and Chen, 2013年)。

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GDP就超过1000美元,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,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,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。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,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,几经反复,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。

中国有条件和能力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上述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,人均GDP长时期无法突破1万美元大关,出现不断的跌宕起伏和经济危机。技术创新落后、政策多变、贫富分化严重、腐败多发、过度城市化、社会公共服务短缺、信仰缺失、金融体系脆弱等,是它们规避不了中等收入陷阱魔咒的诸多原因。

中国其实有许多城市已经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,例如长三角、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大中城市群,包括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广州、深圳、苏州、宁波等富有的城市。这些城市,继续扮演着中国增长中心的地位,那里的产业正在升级,经济依然保持超然的活力。有了这个实事,我们可以这样认为,中国已经具备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。而这个条件并不难理解,那就是只要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继续保持10年以上的经济活力,继续保证每年5%以上的GDP增长速度,与此同时,内陆省市的GDP增长速度能够超越沿海地区,那么,中国就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
就目前的形势看,中国满足上面的条件并不算太难,因为过去4年的经验表明,内陆地区增长连续超越沿海地区的增长水平,其次,沿海地区尽管增速减慢,绝对速度依然可观。例如,尽管杭州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.5万美元,2015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依然超过10%。深圳的人均GDP已经高达2.5万美元,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超过了8%的水平。宁波2014年的人均GDP是1.6万美元,2015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为8.5%。

重庆市最近几年的发展,是落后地区超越式发展的范例。重庆首先是抓住汽车和电子两大产业集群,在短短的15年里,成长为年产超过一万亿人民币的产业组合。其次是积极发展10大新兴产业群体,力争到2020年,达到另外一个一万亿人民币产能的新型工业体系。在城乡建设方面,在全国率先破除户籍制度的魔咒。一个内地城市,开创全国领先的国际化路径,实现水、路、空三个国家一级开放口岸和保税区,实现出口和外资流入的逆势高增长态势。2015年前8个月的GDP增长速度高达11%,领先全国所有的省、市和自治区。

这么说吧,如果把中国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当作一匹匹骏马,那么,整个国家有上百匹这样的骏马。跑在前面的是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,紧跟其后的是15个副省级城市,第三梯队是长三角、珠三角、环渤海地区一大批中等城市。这些城市,有的已经跨过陷阱,有的正在跨过,再过10年,它们将全部跨过,也就是说,10年内,这些城市的人均GDP都会超过1.5万美元。

剩下的大部分地区,因为有这么多的骏马跨过陷阱,给它们带来希望和示范效应,哪怕是在不增加新技术的情况下,根据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,均衡增长和内生拉动的劲力,就可以让这些落后的地区追赶发达地区,形成区域经济的大趋同。

换句话说,先过陷阱的骏马,拉动了还没有过陷阱的骏马。只要有过半的骏马跳过去,并且继续奔跑,所有的骏马跨越陷阱,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。

我们把这样跨越陷阱的理论,姑且叫做“马阵跨阱”理论,其精髓是中国城市群之间的差别和互补,所引发的“马阵追赶及趋同”所形成的一种中国经济内生增长特色,也是大国经济如何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经济发展模式。

中国具备了上面所描述的跨越陷阱的条件。这是上世纪拉丁美洲国家所没有的特定情形。拉美国家比较小,一旦增长疲软,整个国家就没戏了。中国的一个省就等于拉美的一个国家。有的省落后不要紧,只要有相当一部分省市保证有足够的活力,就能把落后的地区拉过去。

过去20多年,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信息与通信。这个领域的技术推广和应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,哪个国家的人口多,哪个国家占便宜。中国高铁、高速公路、互联网、手机等的广泛普及和发展,就是这种特定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的巨大作用所致。

“一路一带”可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

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,古丝绸之路曾经给中国带来了富强、文明和友谊。而今,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,分别提出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战略构想,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。

据统计,“一路一带”沿线有26个国家和地区,覆盖人口44亿,占全世界人口的63%,经济规模21万亿美元,占全世界的29%,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全世界的24%。

2013年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,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/4。过去10年,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%。

未来5年,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,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,出境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,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。

这里,我们着重讲一下“一路一带”与‘板链式’发展。所谓“板”就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集群,例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、成渝、大西安,等等,它们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。所谓“链”,就是“一带”, “一路”和“长江黄金水道”。这些“链”把各个“板”连起来,使“板”与“板”之间的距离缩短,使各个“板”之间所辐射的广阔地区,包括农村和小城镇,与增长中心的距离缩短。

这样,“一带一路”就成了“板链式”发展战略中的纽带,或是“输血”通道,把全国所有地区和要素盘活,从而激发它们的最大生产潜能。“一带一路”还可以延伸到周边的所有国家,把周边国家,例如东盟、中亚、欧洲等地区的大城市集群,当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“板”块,为我国企业和产品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,使我国的生产要素国际化,把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来,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。在2015 年3 月的“两会上”,商业部部长高虎城说,2015 年是建设“一带一路”的关键一年,目前已与沿线50多个国家就规划和实施的一批项目进行了很好的磋商。

结束语

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,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伟大奇迹。不过,从2012年以后,受内外经济环境和压力的影响,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时期,进入“中高速”增长时期。

新时期将出现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,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,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的“新常态”。2015年10月5日,中国中医药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,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了世界公认的第一块科学“金牌”,极大鼓舞了科技创新的士气和信心。

但是,同一天,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(TPP)在部长会议上达成基本协定,同意进行自由贸易,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领域统一规范。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评论说,“TPP将给美国工人应有的平等权利和机会,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。”

TPP代表12个国家加起来所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了40%,而中国并不是TPP 的一员,一旦该协议在未来正式达成,对中国的出口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 毫无疑问,TPP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一招妙棋,就像它在欧洲搞跨了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(TIPP)一样。

上面两件事生动地说明中国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挑战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中国在科技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国际政治、金融等领域的全面崛起,并在未来的几十年与世界老大美国,必将形成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动态发展格局。

中国必须做到的,就是修炼好内功。在“新常态”下,审时度势地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。做到以我为本,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,大力推动亚投行,中日韩自贸区,东盟10+1 贸易平台等等,将是对TPP协议的有力回应。

TPP在未来的正式签署也许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,但这也倒逼中国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,应对国际挑战。而且,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,从国际视野考虑问题,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是长时间、高速度、不间断的,尤其是大国家的经济发展,比小国家的发展,更具有挑战性、复杂性和艰巨性。

到目前为止,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国能够做到长时间、高速度、不间断的发展,而这个大国,就是中国。在面对如此众多的内外压力面前,中国依然挺立,依然以7%的速度发展。这首先归因于政治稳定,政府有强大的必胜信念,是国家能够长期繁荣昌盛的基本保障。现在的反腐斗争,正在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,是保证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性政治改革。

其次,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无法被他国所替代。不仅在制造业,而且在国际贸易等方面,中国都已经超过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。中国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,包括高铁、核电、基础装备制造、建筑、生物技术等,都已经到达,甚至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,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。

再次,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,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,条理清楚,目标明确。例如,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战略,“自贸区”建设,基础设施的全面建设和提高,正在为下一步的经济增长,创造更好的条件。

中国不同城市集群的差别和互补,加上“一带一路”的国家战略,必将促使各个城市集群之间相互竞争、相互促进,从而形成一种“马阵跨阱”的态势,使中国在未来10年至20年之间,就有可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,其它国家很难效仿。

最后,中国所面对的困难都是过渡性的,任何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,都必需面对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,中国也没有例外。而中国所具备的发展优势和潜力,却不是所有主要经济体所具备的。所以,在“新常态” 下,中国的发展前途不是黯淡了,而是更加光明,更加充满了希望。

 

参考资料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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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昉,都阳 (2011),工作增长,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, 经济学动态, 2011年第9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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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弗里.萨克斯, 文明的代价—回归繁荣之路, 钟振明译,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4.

金碚 (2015),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, 中国工业经济, 2015年1月第1期 (总322期), 第5-18页。

Kuznets S. (1955),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,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, 1-28.

Lewis,W. Arthur,“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,’’ Manchester School,1954,22. Reprinted in Agarvala,A. N. and S. P. Singh,eds,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,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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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载:《重庆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,2016年,22(1),1-6。





[1] 姚树洁,重庆大学, 宁波诺丁汉大学,经济学教授,长江学者;刘畅,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;欧璟华,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(通讯作者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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